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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笔记] 詹姆斯·布坎南谈好导师/坏导师
Oliver Ding 发布时间: 2015-04-10 04:23,共有 255 人浏览了这个讨论

今日阅读一些关于公共选择理论的资料,看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·布坎南(James M. Buchanan)的演讲,提到了他的几位导师,摘录相关片段如下:

依照研究主题,或按字面意义,再加上学习了一些专业,我在研究所毕业时,的确算是“经济学者”了,但我对于整个经济的运作程序,仍缺乏一贯的看法。如果以我现在的角度来看,任何人想自称为经济学者,对这方面的了解是不可或缺的条件。我经常在想,这种无知是否只是我个人特有的情况,抑或其他立志成为专业经济学者的人,也同样地对未来所要从事的工作不具备最粗浅的概念。

我把这样的转变直接归功于奈特的教导。不过在他的教导中,提出的问题可能超过解答的问题。奈特并不是很有系统的老师,而且在对经济学究竟如何,他自己的解释一直相当含糊。他从未能摆脱配置——极大化的典范(Allocating-Maximizing Paradigm),这种典范会分散我们对协调典范(Coordination Paradigm)的注意力,而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后者才是经济学的中心所在。但是,奈特的经济学却将这些部分相互冲突的观点做了巧妙的混合。对我而言,由于强调组织面,已足以将配置派的论点降至次要的地位。就这一点来看,我先前提到自己的无知,毋宁是一种幸运。假如我在进芝加哥之前,就已接受过所谓“更好”的经济学训练,那么我几乎不可能体会到协调原则的重要性,并将之提升为我整个学术研究生涯中的中心思想。我可能会像许多同僚一样(除了极少数曾经在早期接触过奥地利学派的学者),基本上一直是属于配置论者。

有准备的大脑,还是没有准备的大脑?!这真是一个值得争议的题目。一个鼓励挑战权威的导师,恰好开放了所有可能性,而不是封闭了可能性。

当我回首这段漫长的学术生涯时,总会一再地想起若干清晰可辨的事件与人物,他们曾经协助我建立起信心,让我这位门外汉在置身学术同侪之间时,觉得自己还有发展的潜力。第一件要提到的事,是1938年我在中田纳西师范学院的第二年,我的学科成绩是第一名。我第一次了解到,尽管来自乡村、通车上学、又只是由名不见经传的小型中学毕业,比起来自城市、全天住校、原先教育背景又明显胜过我的同学,我还是有能力和他们竞争。

第二件事发生在1941年1月,当时我刚认为期三个月的海军预备军官班受训结束,被分配到美国海军预备部队担任少尉。尽管我是来自较落后的田纳西州,在师范学院及田纳西大学所接受的教育也不见得高明,我再度在将近六百位全国大专毕业生的预备军官班里头,以第六或第七名的优异成绩结训。这位来自田纳西的乡下小子,的确对自己有信心了。

保护自己的自我效能感多么重要,过早地陷入过于强烈的同侪压力环境,未必对个人成长好。条件基础差的,可以逐步建立信心,留足够时间丰满自己的羽翼,提高自己的竞争力。相关,一些天资聪颖的,过早陷入强烈的同侪压力,社会比较会给来巨大的压力,有时会压垮。

在太平洋战争期间,我成功度过四年有声有色的军旅生涯,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巡弋珍珠港与关岛的尼米兹上将号(Admiral Nimitz)上服役。退伍后于1946年1月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所就读时,我的信心又经历了一场考验。此时的考验和先前完全不同。我知道,在一般的评核项目——像学业成绩、学位及荣誉等,我都可以竞争成功。我对自己完成博士学位的能力,也不曾有过丝毫的怀疑。我所不确知的是,自己能否超越这类评核准则之外,跻身于杰出学者的行列,并提出值得同事注意的观念。

在这里,奈特又再度出现。如果我在芝加哥所接触的仅有像威纳与弗里德曼这样的老师,那么我可能也不过是列于缺乏著作发表的博士之林。威纳是一位博览群书的典型学者,但他为自己设定的任务,好像就是摧毁学生的信心;而弗里德曼以聪明绝顶的论辩与分析主导一切,让学生只能沦为第四流的模仿者。因此,他们两位都不能鼓舞学生,让他们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也能发展出受人重视的观念。

好的学者和专家,不一定会是好的导师。分享的客观结果也可能是摧毁学生的信心。

奈特则完全不一样。在课堂上,他好像一直在寻找观念。不管单纯或深奥,他都竭力思索基本原理,而对于那些自以为是者的傲慢,他总是感到惊讶。对我们这些愿意诚心受教的学生,他一直都灌输以下观念:一切都需以智力获取,很多看似真理的事物,其实都大有问题,有勇气能冲破知识的迷雾,才不愧是真正的学者。愿意否定所有的神,认为没有什么是至高无上的——这正是最能形容奈特心智与个性的两句话。我这里所谓的神,包括了本科的学术权威,还有那些宣称他们领域跨越至真理的其他面向者。我们这些经常被许多事物困惑的同学,无不受到奈特对神看法的鼓舞。直到很久之后,我们才终于慢慢了解,以这样的特质而论,能跻身天才之列的是奈特,而非他的同僚。

奈特自己就第一个承认,他并不是聪明或机智的思想家。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困惑者;但是他在思考过程中深入探索的程度,连他周围的学者也未必能想像到。对奈特来说,事情绝不会像外表所显露的那么简单,同时,他也对所有极端的事物保持基本的容忍,因为他在所有原则中,都能察觉到属于真理的成分。

许多研究所的学生,不论是与我同期或前后期,都无法吸收或接受奈特对神所采取的态度。对那些不得其门而入的同学而言,奈特似乎是一位糊涂颠倒、制造混淆的老师,他的著作反映出思想的零乱,而他的主要特质似乎正是知识上的支离破碎。对我们这些理解他的学生来说,其他人认为杂乱无章的,我们却从中看到了深度,不管是真实或潜在的。我们虽然知道自己的思想还不如他,但奈特却清清楚楚地让我们理解到,假如连自己努力去找答案这种最起码的勇气都没有,那么我们将很容易沦为伪神的牺牲品。

否定所有的神。这样才可以培育出创新的学子。

长久以来,我个人对奈特的了解、欣赏与尊敬,因彼此间密切的私人交往而日益增进。就在选修他的课约三四个礼拜之后,我来到奈特那间有点零乱的办公室。原本预期只会有五分钟的对话,没想到竟延长到两小时以上;在芝加哥两年半的时间以及离开芝加哥之后,我们还有过好几次这样的对话。他认为我们两个相当投缘,因为我们在许多方面有共同的经验。我们都来自乡下,在贫穷的农村长大,了解农村生活的辛劳,但也喜爱生活在大地上的独立感。奈特十几岁的时候离开故乡伊利诺州,来到我的故乡田纳西州接受大学预科的教育,后来他进入田纳西大学的研究所,刚好我的第一个研究所也是在这里念的。这些共同经验的联系,使我们建立了相当友好的关系,这是我和其他教授所无法分享的。我们之间还有其他共同兴趣,包括欣赏哈代(Thomas Hardy)阴郁的诗作,以及分享充满机智的低级笑话所带来的乐趣。

当然,在我们的关系上,我是单方面的受惠者。奈特是我的指导教授,他劝告我不要浪费时间去选修哲学方面的正式课程,也详细地改正我博士论文的文法。他成为我漫长学术生涯中无可替代的榜样,在回顾个人的发展时,我实在难以想像,假如未曾受业于奈特,我将会变成什么样的人。

与导师的关系,气味相投的朋友。

让我们再回到信心这个话题,以免离题太远。休兹以及汉弥敦(Earl )这两位也都应该在此一提。休兹不遗余力地鼓励学生,即使是荒诞不经的论点,他也从中找出一点可取之处。至于汉弥敦,我从不是他的正式弟子,因为我在芝加哥并没有选修他的经济史。然而在1948年,也就是我在芝加哥的最后一年,汉弥敦发现了我,直接表示对我的前途很关心。和奈特一样,我们分享乡村贫苦生活的共同经验之后,也建立了私人友谊,再加上我们对棒球都非常热衷,还一起赴小熊队(Cubs)及白衣队(White Sox)的主场地观战。汉弥敦很喜欢对那些他认为是可造之材的学生提供忠告,对我而言,有两项告诫至今仍然记忆深刻,那就是他强调努力工作所能获得的回报以及精通外国语言的价值。

或许,汉弥敦对我学术生涯的最重要影响,是发生在1948年起他担任《政治经济学期刊》(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)编辑的这段时间。首先,他寄来法文、德文、意大利文的书籍要我做评论,强迫我奉行他有关学习外国语言的建议;其次,他对我最初提交的论文,以容忍、了解以及鼓励的态度来处理,而不是草率或是吹毛求疵地拒绝,因此不至摧毁我继续努力的信心。汉弥敦是一位严格把关的编辑,在他审稿的那段时间,我每一篇刊出的文章,无一不是经过多次精心的修正与大幅删改的程序,才算大功告成。如果没有汉弥敦担任编辑,我的写作形式与风格将无法达到现在这么简练的水准,而我踏出正统经济学范围之外的意愿,恐怕也早就被压制得荡然无存了。拜汉弥敦担任编辑之赐,50年代中期之前,我已经有好几篇够分量的论文发表在案—这个数字足以让我能够以平静而不是失望的态度,来接受偶尔被退稿的状况。

多么尽职的导师啊。

先前我提到,弗里德曼在分析上的才华,对他所指导的学生产生了负面的效果。不过有一件事发生在我离开芝加哥没多久的事,也许多少可以消除上述的负面效果,因为弗里德曼自己也在学问上受到挫折。一位不是那么有名的学者,佛罗里达大学(University of Florida)的费普斯(Cecil G. Phipps)发现弗里德曼某篇论文中有一处逻辑上的错误,随即为文指出,弗里德曼也马上很有风度地接受。直到今天,我都还没告诉弗里德曼,这么一件单纯的事情,却对我的自信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

打破神的神话,立即为新人建立信心:)

先前我已经提到,奈特愿意挑战所有权威—— 包括知识的、道德的或科学的,从而间接地使视他为典范的人建立起自信心。但如果因而认定这种影响从哲学态度来看,是反对所有权威的虚无主义的相对主义(Relativism-Cum-Nihilism),将是极不周全的,也是绝对错误的。事实上,就是在这一点上,奈特直接教导我的哲学原则让我受用了许多年,而且也应用到许多方面。这项原则,就是所谓的“相对绝对的绝对” (Relatively Absolute Absolute ),在这项观念指导下,让哲学性的思考能摒弃绝对主义(Absolutism)与相对主义(Relativism)两个极端,而在两者之间找到定位。

接受这样的原则后,必然会一直面对两种力量的冲突,一方是要求遵循权威与接受权威,而另一方则容许自由地思想与质问。奈特所表现出来挑战所有权威的意愿,乃是隐含在他亦能承认传统思想、方法与制度的智慧之中。他的智慧正告诉我:在大部分的情况下,审慎的做法应该是假设既有的权威的确有其合法性。相对绝对的绝对原则要我们在日常的行为中,遵守与接受既有的或传统的权威标准,不管这些行为是个人的、科学的还是政治的;然而同时在另一个(更高)的意识层次上,我们要质疑所有这一切的标准,甚至要求改变。

相对绝对的绝对!精辟!

资料来源:http://news.mbalib.com/story/1937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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